正统十二年（1447年）举广东乡试。

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

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了三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大家知道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直至牛顿科学思想的形成。一场永远得不到结论的论战 针对陈方正中医药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一向温文尔雅的杨振宁激烈地表示：如果中医药以后还按照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么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但显然没有为这一争论划上句号。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亦惟显真相，而后伪说可息，浮辨可以止。

事实上，学术与思想本非截然两途，学术有待于思想的提升，思想则需要学术的充实。缺乏学术上的严格训练与深厚积累，很难真正提出睿见卓识以度越先人、外人，不免以管窥天。《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的同年秋后，各大院校便几乎都停开了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的课程，足见此文在当时学界影响之深远。事实上，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以及《孔子与春秋》，都既显示了钱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钱先生不立门户而学有宗主的立场。

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钱先生自述该书有如下三点贡献：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

1927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途中，返苏州家中小住，曾与钱先生见过两次面，并阅读过钱先生《系年》的手稿，极为赞赏，1930年6月《燕京学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便是时任《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的。三、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读钱先生之书，不仅令人叹服其学问渊博淹贯，尤令人深有所感的更是其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那种精神气质，正是中国古典文化陶铸而成的博大精深与宽裕温柔。钱先生后来著《国史大纲》，晚年撰《朱子新学案》，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所代表仅重考订史实的所谓科学史学异趣决裂，批评后者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

有人曾说九十年代以来学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指出学界的重点由思想转趋学术。如今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广泛，学者不忙于造论立说，而先植学问根柢，为思想上真正的综合创新奠定基础，实可谓理有固然，势所必至。如果说《平议》是钱先生以史证经的杰作，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系年》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5年的正式出版，进一步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钱先生自谓有时疑古更甚于顾颉刚，所谓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

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二、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

当然，选择某种适当的研究方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或许并非作者的主观用意，而应当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这一点，显然是和作者能够沉浸于丰富的文献之中而涵咏再三分不开的。

事实上，正如作者自己在导言中所说，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界所造成的冲击以及所形成的学术氛围对作者是有相当影响的（页11），细心的读者也会在书中的一些议论中感觉到这种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文献不足徵所致，另一方面，研究者往往过于依赖《明儒学案》所提供的框架、资料，没有自觉地进一步搜求、掌握各个阳明学者本人的文集，也是造成阳明学研究难以深入的原因。对于这一点，从该书贯彻自己所选研究方法的同时力求广泛吸收其他研究取径下的成果来看，作者是有相当意识的。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各种文集、方志等，向我们详细展示了阳明学讲会的历史风貌。如果说我们以往对阳明学的了解主要在于思想观念的话，那么，通过这部著作，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阳明学，包括具体有哪些人参与，这些参与者都有哪些活动，以及这些人与事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都有了明确的了解。除广泛参阅今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就原始文献而言，该书引用的地方志有40多种，明清及前代的文集、语录和其他史料有110多种。

哲学、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取径应当相互取益，而非彼此相非，如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除了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之外，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吴震的《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及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3）等，都是阳明学研究的专书。

至于究竟如何反省当前的史学理论，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撑，我相信作者将来会更加的深思熟虑，从而在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中有更为明确的体现。作者之所以选取社会史的研究取径，固然与其博士期间历史学的学术训练有关，但充分意识到以往阳明学的研究几乎都是观念史、思想史的取径而希望另辟蹊径以为补充，则是作者的基本用意所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文献的基础，技艺再高超的诠释者所施展的空间也有限，对于历史学科来说，文献的占有与掌握更几乎是研究好坏的决定因素。第二章何谓讲会，在爬梳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综合性地说明阳明学讲会的性质、成员、聚会地点、形式、与书院的关系等，认为阳明学讲会是地方乡绅士人定期的学术交友活动，与文人结社性质类似，不同于传统书院教育，但讲会的发展促进乡绅与地方官员合作修缮了某些书院。

第五章浙中地区的讲会活动，以阳明学讲会最兴盛的绍兴府、金华府、衢州府为主，探讨了浙江地区阳明学讲会的历史，着重介绍了早期绍兴府以天真书院为中心的讲会活动、金华府以五峰书院为中心的讲会、以及衢州府内的几个讲会。2000年迄今（按：本文发表于2004年）的这几年可以说是阳明学研究的出版年。第四章宁国府的讲会活动，重点探讨了泾县、宣城县和太平县的相关学者及其讲学活动。（原刊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2004年3月，頁350-354。

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整理史料、重建阳明学讲会历史的贡献固然格外引人注目，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缺乏自觉的史观意识。如今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觉得很有必要向读者推荐，正好也可以给笔者的英文书评论文作一补充。

所谓本书在方法论上刻意不采取传统学术史和观念史的做法，而试著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提问（该书页7）。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美国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历史系，1997，指导教授为Benjamin A. Elman）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共分两个部分。

第八章圣学教化的吊诡，主要考察晚明江苏、浙江一带阳明学者讲学活动中思想与实践的多元与歧异。换言之，对于阳明学讲会的历史研究来说，社会文化史而非观念史的取径必然是较佳的选择。

第七章讲学同志的联属，考察了阳明学者在讲会活动中从精神到物质两方面互相帮助和激励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求友天下的共同追求。而吕著能自觉意识到《明儒学案》的不足，充分利用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正是其研究能够深入细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第二章是对阳明学讲会的总体说明，第三、四、五章则以三个当时阳明学讲会最兴盛的地区为例，具体入微地展示了阳明学讲会的历史面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吕著有突出的表现。

事实上，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专门考察。事实上，《明儒学案》中所提供的泰州学派的组成是颇有问题的。

当然，既然涉及思想内涵，不免涉及辨名析理的工作，其方法也另需哲学、思想研究自身的理路和要求。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时，应充分了解自己所运用的方法的有效范围，而不能得一察焉以自好，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轻易否定别的学科及其相应方法论的有效性。

阳明学不仅是整个宋明理学的两大话语典范之一，同时还是中晚明最重要的一股社会思潮。所谓横看成岭側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山还是那个山，恰恰是岭、峰的相互补充而非彼此排斥，才足以构成山的整全。